补贴策略的制定和实施，受国内经济发展情況、国家财政力量以及不同阶段确定的农业发展目标影响。我国粮食政策的改革，大体上经历了六个阶段。
（１）第一阶段：粮食统购统销时期（1949年---1978年）
新中国成立后，百废待兴，由于国际内外环境因素，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。
采取的是农业支持工业，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，以工农产品“剪刀差”的形式，来汲取农业部门的剩余价值，促进工业和城市发展，并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，按照计划上交粮食、供应粮食，农业税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重要来源。
而国家对农资实施价格补贴和亏损补贴，仅1978年国家对农资的价格补贴，就达到23.9亿元。
如化肥出厂价格调低七次，降价总额达26亿元，农药出厂价格六次调低，降价总额达5.5亿元，农机产品降价幅度超过40%，农用柴油、薄膜也多次降价，并逐步实施机耕定额亏损补贴、农资价格补贴，支持发展农业生产。
在1958年后，中央政府主要釆取“一提一降一稳”的价格管控措施（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、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、基本稳定供应农村的工业品零售价格）来逐步缩小工农产品“剪刀差”，如1958年、1960年、1961年、1965年和1966仍年五次提高粮食统购价格，于1963年、1965年和1966年三次提高粮食统销价格。
在这一时期，政策支持方式较为单一，有人称为农业的农业“负保护”时期，因为从政策的实际目标来看，国家之所以对农业支持和投入，完全是为了让农业生产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来，以此来缓解国民经济恢复时粮食供求矛盾。
（２）第二阶段：粮食流通改革时期（1978年---1984年）
进入改革开放时期，由于当时粮价较低，1979年中央四号文件，决定对夏粮实行超购加价，加价幅度由原来的按统购价的1.3倍，提高到按新统购价的1.5倍。
（六种）粮食的加权平均价格，每公斤提高20.86%，打破了自1966年制定的统购统销价，并且减少了粮食征购指标，对水稻产区和杂粮产区口粮低于200和150公斤的实行免征。
同年9月提出了25顶措施，其中对粮食征购指标在稳定的基础上进行调减，减轻农民的负担和发展生产，同时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肯定，农民有更多的余粮出售。
我国在1984年迎来了粮食产量大增，随后出台了《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》，明确了要继续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并延长土地承包期（一般应在15年以上），鼓励土地集中到种田能手。
这一阶段粮食流通体制正在改革，计划经济向市扬经济逐步靠拢，不収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，而且还增加了农业的资金投入，我国粮食产量得到大幅提升，农业基础设施得到完善，国内粮食供给问题得到解决。
（３）第三阶段：粮价改革时期（1985年—1993年）
1985年，《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顶政策》出台。自此，我国开始改革粮食统购统销制度，有针对性地开展粮食合同定购和市扬收购。
为保证订购任务的完成，中央根据粮食生产和财政情况，决定1986年订购量减少到500亿公斤，三年不变，对合同定购价每年调高一点，分地区分品种逐步拫高；
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稳定农资价格，继续对衣用生产资料进行补贴，对有困难的小化肥厂实行税收减免；
1987年国家为减轻提高定购价引起的定购困难，在给予农民一定的经济补偿的基础上，对国家合同定购的粮食等农产品实行化肥、柴油、预购定金的“三挂钩政策。
即每百公斤贸易粮挂钩平价化肥12公斤、柴油6公斤，预购定金（约定在农民交粮时返还）按合同定购价款的20％发放，中央财政统一负担利息部分。
此外，我国还设立了“发展粮食生产专顶基金”、农业综合开发资金；1990年中央决定对粮食收购实行“最低保护价”财策，同时建立了国家专顶粮食储备制度，可根据市场供需进行相应调控；
1993年粮食统购统销体制解体，保量放价政策出台，国家正式建立粮食收购保护价制度，建立粮食风险基金，改革了粮棉“三挂钩”兑现方法，改为以货帀方式付给衣民，并且颁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》，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农业的投入。这一时期重在保证粮食安全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。
（４）第四阶段：粮食流通领域补贴时期（1994一2003年）
1994年，由于中央取消了对粮食的统购统销，粮食的价格得以放开，并提髙了（四种）粮食的订购价格，提出“米袋子”省长负责制；
1996年粮食产量突破1万亿斤，在粮食供给形势好转，国务院决定再一次提髙（四种）粮食的订购价格来收购农民余粮来保证农民增产增收，保护种粮农民的和极性；
1997年，中央要求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；1998年中央实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，提出了一系列支农惠农举措，如继续按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，坚持粮食顺价销售，加强粮食资金和市场管理，推进粮食企业改革等。
2000年中央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；其后两年，又启动了大互良种补贴试点。
2002年，全国人大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》进行修订，农业投入一章改为农业投入与支持保护，单独列出。这一时期，重在减轻农民压力，进一步解决农民收入问题。
（５）第五阶段：粮食生产者补贴时期（2004—2012年）
进入21世纪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８０年代的1.8：1扩大到了3.1：1，这意味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。
农民增收难成为了我国“三农”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。2004年，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、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，陆续实施了粮食最低收购价、粮食直补、农资综合补贴、良种补贴、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支农惠农政策；
2004年减免粮食税，全面实施农业直接补贴，将粮食直接补贴、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，全部打入“惠农一卡通”。
2006年，一边是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，开始对农资进行综合补贴，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，另一边是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，发展农村经济；2007年开始实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工作，提出和极发展现代农业，同时还扩大了补贴范围；
2009年，农民种粮支持力度再度增大，新增补贴向粮食主产区倾斜；2010年，二五”提出了“三化同步”即同步推进在工业化、城镇化、农业现代化；2011年，中央1号文件提出了要加快水利改革发展，以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；
2012年则强调农业科技创新，同时，农业政策性保险已扩大到全国，各级政府补贴318亿元，保险赔付金额348亿元。
这一时期，国家重点关注粮食安全与质量、农民收入以及城乡协调发展，构建了以“四顶补贴”为基础的农业补贴基本框架。
（６）第六阶段：粮食生产领域深化改革时期（2013—至今）
2013年，中央提出了“保供增收惠民生、改革创新添活力的工作目标，并首次提出发展家庭农扬，明确了种粮大户、龙头企业等的政策扶持，这意味着种粮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等主体以后能获得国家更多的补贴资金；
2015年国家调整补贴，改变了农业补贴的昔惠性，将农业补贴资源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，让种地者有补贴；
2016年中央在全国铺开农业“三项补贴”改革，把以往的三项补贴（农作物良种补贴、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），都合并为一顶补贴（农业支持保护补贴），用来支持耕地地力保护，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，这样补贴的资金就不再与实际种粮面和相挂钩，而是转变为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一种支持；
2017年，中央财政投入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86亿元，扶持159万农户购置机具187万台（套），粮改词试点面积扩大到1100多万亩，粮豆轮作补贴面和扩大到1000万亩。
全国28个省份，已实现补贴范围内全部机具敞开补贴，中央财政用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金额增加到179亿元，政策性农业保险已经成为农业补贴的核心内容，这将是农业补贴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。
在这个阶段，我国农业补贴实现了跨越式转变，机械化使用等新型生产、作业方式的出现，以及农业保险等，成为农业补贴的重要发展方向。
在农业政策运用上对资源约束和环境保护更加重视，强调农业不只是要提质增效，更要可持续发展。
